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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金马彩票2022-04-27 17: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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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——让社区服务更精细******

　　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——　　

　　让社区服务更精细(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)

　　穿上西装、打好领带，86岁的陈可明(化名)显得精神了许多。

　　“一会儿要去驿站表演节目呀，开心吧！”凑到陈可明耳边，老伴李为梅大声说道。

　　锁好门，两位老人牵着手，缓步走向上海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。“距离很近，七八分钟就到。这里每天都有活动、有餐食，就像我们的‘第二个家’。”

　　通过合理布局市民驿站、长者照护之家、社区食堂、智慧健康小屋等，如今嘉兴路街道已形成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，为老年人就近就便提供日托、助餐、助洁、助医等服务。

　　“2018年11月6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指出，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，要把政策落实到位，惠及更多老年人。”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俊说，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，将持续完善社区为老服务体系，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。”

　　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

　　上午9点，推开市民驿站二楼日间照料中心的门，歌声飘然而至。陈可明神情陶醉，正指挥几位老人排演。一旁，李为梅举着手机，为他们拍照留念。

　　去年，陈可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。儿女不在身边，李为梅一人照顾老伴。“得亏有这市民驿站，不然真熬不住。”李为梅说。得知市民驿站开设了日间照料中心，老两口几乎每天都来，“早上8点半来，下午4点离开，有护理员全程带着做手指操、表演节目，老陈还在合唱队里当起了指挥。”

　　老伴有人照护，李为梅也有了空闲时间，跟着几个老姐妹跳起了扇子舞。

　　在虹口区，市民驿站赢得了众多老年人点赞。“现在每个街道都至少建有3到4个市民驿站，为老年人提供日托、助餐、助洁、助医等服务。”虹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王青介绍，各街道把最大的市民驿站作为枢纽式的“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”，形成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。

　　“现在我们街道有12个社区助餐点。不管从街道的哪个小区出发，10分钟内就能吃上热乎饭。”没法出门的时候，李为梅会申请上门送餐。

　　嘉兴路街道着力推进为老服务精细化。“以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为例，驿站的诊所增加了多个中医养生项目；日托所增加了热疗床、智慧养老设备。”刘俊说，“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‘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’要求，我们将优化服务供给，分类提供养老保障、生活照料、康复照护、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。”

　　探索“管家式”养老服务

　　之前，80岁的罗阿婆家里用的是砖砌的浴缸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洗澡越来越费劲，特别担心摔着碰着。

　　利用嘉兴路街道开展适老化改造契机，与罗阿婆结对的养老顾问潘海峰帮老人递交了浴室改造申请，拿到3000元补贴，并全程代办相关手续。之后，施工队进场施工，一周多时间就改造完毕。

　　在虹口区，像潘海峰这样的养老顾问已有474名。虹口区进一步打造“管家式”养老服务，制定服务清单。

　　“我们在市民驿站、居委会设置养老顾问点，对街道的高龄、独居、失能老人开展排查摸底，组织282名志愿者、网格员与养老顾问一起逐户上门问需，并与上千位有需求的老人结对。”刘俊介绍。

　　29岁的潘海峰是嘉兴路街道飘鹰居委会的老龄事业专职干事，自兼任养老顾问以来，共与54位老人结对。说起养老顾问为老服务的事，他如数家珍：飘鹰花苑小区中心处新改建了花园、增加了健身器材；一些居民楼入口新建了无障碍坡道……

　　虹口区还积极推动养老顾问点从市民驿站向居民区延伸，并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作用，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助餐、助浴、陪医就诊等一对一上门服务。

　　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‘采取更多惠民生、暖民心举措，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’。”虹口区副区长章维表示，将采取更多措施持续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　　健全关爱服务体系

　　下午，72岁的周平峰在市民驿站旁的和平公园内快走2公里。一圈下来，他直奔公园西侧的室外智能体测仪，根据提示音熟练操作。不一会儿，身高体重、体成分、静态心率等指标已测出。

　　前不久，一些老年人向嘉兴路街道办事处反映：“在公园里锻炼完，能不能有个仪器检测一下身体情况？”一套多功能室外智能体测仪定价10多万元，还要协调公园提供安装空间，单凭嘉兴路街道的力量，解决难度大。

　　嘉兴路街道着力推进党群服务阵地融合发展，统筹协调驻区单位、“两新”组织、志愿者等力量和资源，共同为辖区群众解难题。最终，区绿化市容局、区体育局、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党组织共同发力，促成室外智能体测仪落户和平公园，并由志愿者队伍负责日常维护。

　　开展互助养老，是嘉兴路街道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的又一举措。

　　嘉兴路街道推出“老伙伴计划”，由228位低龄健康老人结对上千位有需求的老人，通过上门探访、情感支持和参与社区活动等形式开展互助服务。

　　市民孙东娣与5位高龄老人结对，每天都要挨家挨户走一趟，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
　　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‘建设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’。我是有52年党龄的老党员，也要出一份力。”孙东娣说，现在提供互助服务，等自己高龄时也能享受这种服务，“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。”(人民日报记者刘士安方敏)

东西问·人物丨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题：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

　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徐鹏远

　　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

　　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，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；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，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，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；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，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，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，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

　　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，不过，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，不仅祖父有藏书，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，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，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，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，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

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：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

　　杨念群：以往二十年，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，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，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，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，加以重新解读，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

　　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，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，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，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，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，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，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

　　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，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，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，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，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，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，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

　　另外，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，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，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，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，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

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：近二十年左右，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？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？

　　杨念群：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，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，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

　　我一直认为，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，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，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，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，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，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

　　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，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，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

　　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，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，但我感到困惑的是，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，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，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，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，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

2022年12月，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：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，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，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，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？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？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？

　　杨念群：第一，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，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，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，获得某种安全感，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，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，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，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，除了“大一统”外，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，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，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，至于到底怎么落实，始终众说纷纭，语焉不详。第三，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，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，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，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，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

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摄

　　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，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，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？

　　杨念群：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，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，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，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

　　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，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，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，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，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，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，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，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，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，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，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

　　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，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，应该发挥想象力，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，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，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，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，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，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，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，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，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，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，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